车险迎大变化：禁止中介渠道通过返现、赠送等方式，承诺约定外利益

其次，生活儒学并不以溯源为目的，更没有因溯源而否认形上学理论的价值，而是以积极地去生活指向儒家形上学和形下学的重建。

[2]（p83）恕为消极义，指消极地将自己所恶勿施于人;此谓恕之道，意在尊重他人。因此，对处于现代生活的公民来说，可怕的不是他不具备仁，而是他丧失了追求守礼的愿望，丧失了对克己的自觉。

[8]郑玄注、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10]（p18）正因为如此，才有所谓仁以爱人为本，也才有以忠和为用。其二，是一种以对方为逻辑起点向外推的他者思维。《孟子》载：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说：仁字乃由两部分构造，其一为人本身，另一则表示众多而为社会之意。

很显然，由此来讲，仁可助于消解现代生活中的道德虚无主义。学术与政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①] 列文森认为，儒学在现代中国已退出历史，成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而就博物馆学的意义而言，陈列品都只具有历史的意义，它们代表的是既不能要求什么，也不能对现实构成威胁的过去。孔子学派以敦勉孝悌和一切仁厚肫挚之情为其最大特色[⑧]。

在那封信里，我的说法是本世纪以来，在儒家内部，将儒学重新阐释为‘情感哲学的代表人物，是我的导师蒙培元先生。……李泽厚的情本论：第一，出自美学思考，其思想立足点是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体论，把一切建立在人类实践基础上，属于历史唯物论性质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 但读者不难注意到，李先生在这里提到的并非情本体或情感本体，而是心理本体。所以，仅仅根据以上三条材料，根本不能证明黄教授将这一时间推迟了整整25年。

尽管受到柏格森的影响，梁漱溟的情感论显然属于儒学。非常感谢您对世界儒联、及其会议所付出的努力。

在那篇文章里，在李先生之前的非儒家的人物，我提到了最典型的如朱谦之的‘唯情论、袁家骅的‘唯情哲学（所谓唯情犹如唯物、唯心，就是将情视为本体、或者具有本体地位的东西）。[⑩] 陈来也认为，蒙培元的思想可以概括为生命-情感儒学。这条证据完全不能成立：岂能将心理归结为情感？ 二是1989年李先生出版的《美学四讲》的结束语提到：情感本体万岁，新感性万岁，人类万岁。其早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判定：西洋人是用理智的，中国人要用直觉的——情感的。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李泽厚的情感本体论。而儒家的人物，我谈到了梁启超和梁漱溟： 与儒学有密切关系的情感主义倾向，有梁启超的情感观念。[⑤] 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饮冰室合集》，第5册。[⑨]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82页。

[⑥] 中期的《中国文化要义》仍然是这种中/西—情感/理智二分的观念，只不过是用他自己的独特概念理性来表示情感。怎么才能看出自己的生命呢？这要引宋儒的话，说是‘体验得来。

2015年6月1日，我接到美国夏威夷大学Roger T. Ames（安乐哲）和Peter D. Hershock两位教授代表世界儒学研究联合会（World Consortium for Research in Confucian Cultures）发出的邀请通知：当年10月要在夏威夷大学举办一次专题研讨会，主题是李泽厚与儒家哲学。[11] 在蒙培元看来，儒家哲学乃是情感哲学[12]。

[11] 黄玉顺、任文利、杨永明主编：《儒学中的情感与理性——蒙培元先生70寿辰学术研讨会》，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3-44页。[①] 事实上，本世纪以来，在儒家内部，将儒学重新阐释为情感哲学的代表人物，是我的导师蒙培元先生，这是众所周知的，他的思想被称为情感儒学。黄教授这一说法，大概依据的是《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泽厚2010年谈话录》，其实，李泽厚提出情本体，远远早于此，比如在1985年的关于主体性的第三个提纲就提出了：于是，只有注意那有相对独立性能的心理本体本身。所以，如果可能，我愿意承办一次会议：蒙培元情感儒学研讨会。[③] 这个回应，意在表明李先生提出情本论的时间很早，为此提出了以下三条证据： 一是1985年李先生关于主体性的第三个提纲提出：于是，只有注意那有相对独立性能的心理本体本身。李泽厚提出情本论是在2010年前后，而蒙培元提出情感儒学则是在此之前，即本世纪之初的2002年前后，见其代表作之一《情感与理性》及其它一些文章

周公不是为了国家百姓杀了他的亲兄弟吗？管仲不是初助公子纠，后又相桓公，孔子还说他如其仁，如其仁吗？当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回答说：那些残害仁义的君王之被杀只是杀了个独夫吧。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

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面对今日中国之社会风气败坏、信仰缺失之现实，必须把儒家原有的具有一定程度批判精神的忧患意识加以提升并深化，而不能与非真理或半真理妥协，因此它应当是得到自由和民主保障的有独立精神的批判。

盖在皇权统治的专制社会中儒学之志士仁人无时不能不忧，其忧民是其仁政、王道理想之所求，而此理想在那专制制度下，是无法实现的，故不能不忧。我认为，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儒者的特有的批判精神。

盖他认为，治国有礼治和法治两套，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难知也。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效禄爵者也。儒家的这种忧患意识也许可以说是儒家不同于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对社会政治的中国士大夫特有的批判精神。道是什么？就是孔子行仁道的理想社会，其他富贵贫贱等等对孔子是无所谓的。

此或应作专门之研究，在此不赘述。孔子对此礼坏乐崩的局面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我们查《论语》，有多处讲到忧（忧虑，忧患），其中君子忧道不忧贫可说是代表着孔子的精神。

可是话又要说回来，无论如何儒家这种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中包含的某种程度的批判精神和勇气，仍然是我们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的，而且要把它提高到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上来。个人的善良愿望必须建立在变革这专制制度上才可能有一定程度上之实现。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为义而远禄爵，非子思，吾恶闻之矣。

恒称其君之恶者，远禄爵者也。我们读《孟子》也许能十分深切地感到中国士大夫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才能真正地立于天地之间而无愧。汉初，虽有文景之治，天下稍安，而有贾谊上《陈政事疏》谓：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基于此入世精神而抱有较为强烈的忧患意识。

谏官之设，历代不一，如汉唐有谏议大夫，唐又有补阙、拾遗，宋有左右谏议大夫、司谏、正言等。这或是历史之必然，不应责怪这些抱有善良理想良知之大儒，他们的主观愿望是可歌可泣的。

《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一条：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孔子认为，假若有人用他治世，他将使周文王、武王之道在东方复兴。

其忧君，则表现了儒家思想之局限，仅靠人治是靠不住的。有这种精神，就可以抵制和批判一切邪恶，甚至可以大义灭亲、弑父弑君。